直到今年疫情期间，韩延突然觉得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的故事必须要讲了——不管剧本完不完善，准备充不充分，电影都得拍了，那是一种创作者再也压抑不了的表达欲。

韩延

“ 只是活着就已经足够艰难了”

今年再回看四年前《小红花》的剧本，韩延觉得，大方向和故事都是对的，但很多细节和情绪没那么准确。疫情和疫情期间家里发生的事，让他对故事里人的遭遇和情绪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特殊时期的大半年，新闻里滚动播放着各种生生死死的相关数据，从国内至全球。韩延家里也有两桩关乎生死的事，家里的事比冷冰冰的数字生动得多。

因为要在一起过年，韩延一家三口、韩延的父母、妻子的父母，一大家子都聚在了一起。当时，谁也没想到，这一聚就是三个月。“你想想，全家人住在一个房子里这么久，其实挺可怕的。”韩延说，很多家庭问题他都是第一次面对。

疫情暴发没多久，韩延的父亲生了小病，有点咳嗽，全家人一下子紧张得要命。“我们就在北京，没出过门，不会被传染新冠肺炎，但那样的大环境和氛围就会让你不安。”家里人腾出了一间屋子给韩延的父亲，吃饭、喝水、吃药都是家人给送到屋子里。这么过了两天，第三天，父亲和韩延说话，说着说着突然哭了，哭得跟个孩子似的。“那眼神，像是在求救，他怕我把他送到医院去，他也觉得内疚，给我们添麻烦了，还有恐惧、委屈、孤独……很复杂的情绪。”韩延慌了，他没做好准备面对父亲的眼泪，一时间说不出话。“中国式的父子关系，你没法走上去抱抱他，做不出来，说什么也都不对，我就只能沉默，长时间地沉默。”

在北京，韩延有四个关系特好的朋友，几个人是一起从老家山东跑来北京的。这两年，其中两个朋友的父亲患胰腺癌去世，一个朋友的母亲发现了早期肺癌，还好治疗及时。去年，韩延的阿姨患乳腺癌去世。今年3 月份，岳母又查出了乳腺癌，现在正在康复期。“这一系列事，尤其是岳母生病让我发现，所有家里有病人的家庭，经济状况可能不同，治疗手段可能不同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，那就是当你家里有一个病人时，病人的心态和情绪，还有整个家庭的心态都会产生微妙的变化，如何去面对疾病，如何调整关系，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。”

韩延

这种心态上的变化朋友感受过，后来韩延也体验到了。岳母的手术做得非常成功，可以说是痊愈了，但老人自己走不出来，她不太和家人一起吃饭，也不愿意和大家一起出门。“她心里肯定悬着，害怕复发，更重要的原因是自卑，觉得自己是负担。我们作为家人，不能冷落她，但像打了鸡血一样哄她，对她热情，老人就更觉得大家有事瞒着她。”韩延深深地体会到这种家庭关系的微妙，当年那些想象和杜撰的细节、情绪突然有了现实依据。

《小红花》是个用细节堆砌起来的电影，其中夹杂着太多这几年韩延经历的事、遇到的人。电影里，韦一航母亲突然对车窗外的乞讨者发脾气的事，是韩延从自己的经历里转化来的。有一次韩延被工作和搬家搞得情绪很差，正无处发泄，一个打电话过来的房产中介撞在了枪口上，韩延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对方身上了。“生活压力大的成年人，生活中没有发泄口，很容易迁怒陌生人。”还有电影里医院门口的陌生人，聚在一起加油打气的病友，成年人的突然崩溃……“情节可能是创作的，但我可以说，《小红花》里人物的所有情绪我都真实地经历过。”韩延说，如今，他和电影里的人物一样，曾经觉得梦想最难，现在知道，只是活着就已经足够艰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