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龙

我出生在齐齐哈尔一个普通工人家庭，如果说从父母身上继承了什么艺术细胞，可能就是我爸一喝多了就爱唱歌，而且还让我跟他一起唱。每次他和朋友在家里喝酒，一高兴就把我抱到沙发上，来，给大家唱《骏马奔驰保边疆》，我那会儿大概三四岁，就抱着暖气管子唱，也不犯怵，那应该算一点儿所谓的音乐启蒙。

上小学后，我就成了班上爱唱歌的孩子。那会儿大家音乐课上一唱“妈妈的吻、甜蜜的吻”，都会不好意思唱那个吻字，谈吻色变，你说唱妈妈的吻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也没唱你女朋友的吻，我就大大方方地唱。老师一看这孩子爱唱歌也敢唱，那以后有什么学校晚会让他多唱两首，慢慢地，唱歌就成了我的一项特长。

那个年代内地音乐受港台影响特别大，都听四大天王，到了90年代初，内地出现了黑豹、唐朝这些摇滚乐队，就觉得再听四大天王就不过瘾了，人们除了只听旋律之外，开始关注歌词。后来我听了郑智化的歌，觉得他是个有思想的人，当时感觉这个人的歌脱离了简单的情情爱爱，也好听。他会唱《落泪的戏子》和《三十三块》这类歌，他在歌词里写“我的口袋有三十三块/其他的钱都落入别人的口袋”，其实是拿当时台湾征税高的问题在开玩笑，觉得这种反主流的东西挺酷的。

10岁左右我家境发生了很大变化，父亲下岗，又生了场大病，家里经济状况急转直下。我经历过那种揭不开锅要向邻居借一斗米的日子，开始领略生活的残酷。这种创伤感让我内心有敏感、脆弱的一面，但反过来说它也是财富，脆弱带来一种不一样的创造性，我觉得这种经历与我后来的创作有关联。

上初中后家就从城里搬到城郊部，站在那些孩子里面，我会觉得在文化上有优越感。“你们怎么连黑豹乐队都不知道？‘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’没听过吗？”我就这么成了摇滚乐的传播者，很受大家尊重，内心多少有点儿自命不凡的感觉。有时放学骑车在人群中，我甚至会产生孤独感，心想：这些芸芸众生啊，我跟他们可不一样，我将来是肯定要去北京出人头地的。

那时候读了崔健的传记《在一无所有中呐喊》，对书中多次提到的尼采很感兴趣，还特地去买了他的书，开始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心里的一些感受。我记得我当时写过一段话：在这个土球上（没写地球），我有强烈的存在感，为什么要做摇滚乐，因为我觉得应该对社会有责任感，看到的东西应该用音乐来表达。

之所以有这种责任感，可能因为我在同学中有点儿号召力。我那会儿不爱打架，胆小，但情商不错，属于孩子王，加上面相早熟，周围的同学都叫我老梁。初三我当上了班长，有一回忽悠全班男生旷课去野地里烤肉，还喝啤酒，最后一个个东倒西歪被家长用三轮车拉回来，这事还惊动了当地教育局，回去就挨了警告。

歌听得多了，慢慢萌生了自己想写歌的念头，但当时我不懂音乐，七个音符在哪儿都不知道，要怎么写？我最初采用的创作方式是接下句，把我喜欢的歌词写在上半行，在下面写下半句。比如人家写的是“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”，那我就写月亮照路什么的，有点儿照猫画虎，对上下联的意思。初三的新年晚会上，我就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，叫《青春爱过度》，词写得生涩，大意就是青春期是爱的过渡阶段。我当时也不会乐器，无伴奏，也没法记谱，就靠一遍遍的哼唱把旋律确定下来。不管那歌写得怎么样，那也是我的第一首原创歌曲，演出效果轰动。

那之后我有点儿小膨胀，回家就跟我爸说高中我不上了，要搞摇滚乐。我爸不是个守旧的人，我记得他跟我说：人能有一个梦想很不容易，如果能靠这个梦想去生存，那是更不容易的事情，很值得。所以他并没否定我，但是他说：“就算你去北京找崔健，以后搞音乐、写歌，你也得把字认全了吧，你连高中都不上，那歌词怎么写？”我一想有道理，那接着上吧。

梁龙

到高中，总有几个调皮捣蛋的男生爱跟着我混，他们因为喜欢我推荐的音乐，对我产生一种崇拜。有一年新年晚会，我突发奇想，想办一届校园摇滚春晚，就开始策划。先画黑板报，当时我想用暗喻手法画一个美女平躺着，像山包一样，然后上面万丈光芒，但是怎么也画不出来，最后把黑板放在地上，泼一层的墨汁，等它干了用布蹭出道道阳光。为追求舞美效果，在教室里挂上彩条，还准备一堆摔炮，增强冲击力。当时市场上没有摇滚歌的伴奏带，演出时就放原声磁带，然后跟着一起吼。我们唱了黑豹的几首名曲，还有陈劲早期的《红头绳》，反正一堆小众音乐，在那个年代，可能是整个齐齐哈尔唯一的一场中学生摇滚春晚。